近年来,山东省积极探索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模式,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助推乡村振兴,将党组织的政治功能、组织功能转化为发展优势、治理效能。《了望》新闻周刊记者近期在青岛采访发现,在市委组织部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财政局等部门的推动下,一批由党组织主导成立、国有(集体)资本控股,围绕乡村振兴开展生产经营,以推动强村富民、实现共同富裕为使命担当的“乡村共富公司”,正在乡村公共资源高效利用上发挥重要作用,富民强村效果显着。受访专家认为,这是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“升级版”,也是深化拓展新时代“莱西经验”的创新举措。
盘活分散资源,农民增收明显在莱西市水集街道产芝湖新村,一所为特殊儿童打造的康复学校项目不久前签约。该项目将在废弃的小学原址建起,盘活闲置用地约32亩,计划投资4000万元,以国内先进标准建设,可容纳700余名学龄前至大龄孤独症人士进行康复训练。
“如果没有‘共富公司’的专业运营,很难想象这种规模的好项目可以落户偏僻的乡村。”新村党委书记潘泳霖介绍,在水集街道党工委统一组织下,青岛水集城乡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、莱西市水集街道产芝湖新村经济合作社、青岛圣宝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,分别按照25%、40%、35%的股份比例出资成立“共富公司”——莱夷印象(山东)文旅产业有限公司。
该公司的国有(集体)资本控股达到65%,由新村党委书记任董事长,专业运营公司负责人任总经理,招募乡村振兴红色合伙人,进行品牌化管理,打造文化文旅村落和乡村特色农业产业项目。
目前,青岛市县级“共富公司”和镇级子公司主要由转任的机关干部担任董事长,村级“共富公司”由村党组织书记担任董事长,聘请了专业团队从事运营管理,是由国有(集体)独资或控股成立的企业法人,既有“红色基因、权属集体”的政治属性,又有集体成员普惠式的福利性和社会属性。“共富公司”既能发挥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整合内部的资源优势,又能发挥社会资本对接市场能力强的优势。用公有制占主导的市场主体,来承接各级财政投入的涉农资金,补齐合作社开拓市场的短板,平衡社会资本逐利天性的制约,解决如何更好地贯彻党的政策、履行社会责任等问题。各级“共富公司”建立项目备案、项目承揽、人才培育、激励考核、审计监督等管理机制,确保“共富公司”依法运营、行稳致远。当前,我国农村社会出现了很多新情况,原因之一是资源力量分散。“共富公司”让分散的资源聚起来。
在青岛西海岸新区,王台街道22个村集体经济组织以资金入股、资产折股等形式组建“乡村共富公司”,购置楼房出租、建设智慧纺机产业园,每年保底收益248万元;大村镇西南庄村立足紧邻国际牡丹产业园的区位优势,成立青岛丁家大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,租赁闲置宅基地打造54处“丁家里”特色民宿和农家宴,带动集体和村民增收490余万元。
胶州市洋河镇党委书记史明高谈到,“让被低效使用的乡村公共资源重回村集体,再通过‘乡村共富公司’这个平台,有效盘活乡村公共资源、更好地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,才能够加快实现共同富裕。”据悉,去年以来,青岛市实施了党建统领乡村公共资源共享行动,坚持区市统筹、整镇推进、逐村突破、全域清收,创新“村干部带头清、党员主动清、发动亲属配合清、带动群众自愿清、适度奖励助力清、司法联动兜底清”“六清”举措,已让3.6万亩土地、5.9亿元资金重回村集体。“‘共富公司’不仅具备完全市场主体地位,更可以依靠上下贯通、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发挥作用,有效解决‘统’得不够、‘分’得过度的问题,让农民分享更多产业增值收益”。院上镇岘沽新村党委副书记张吉玉说,实现抱团发展后,优质农产品利润更高,农民增收明显。目前,青岛市已成立9个县级“共富公司”、24个镇级子公司、166个村级“共富公司”,总资产规模达到了近850亿元,带动集体增收5.3亿多元,村民增收1亿多元。
适应市场 促进共富地方干部认为,“乡村共富公司”是对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、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丰富和发展的有益探索,也是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性地位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的创新实践,相比于党组织领办的合作社、联合社,“乡村共富公司”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适度规模经营、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组织形式,在吸引资金、统筹资源、对接市场、促进共富等方面具有优势。一是构筑了“钱从哪里来”的载体。“‘共富公司’背靠市长、面向市场,在推动乡村振兴中具有撬动各类资本的独特优势。”平度市委副书记、市长赵兴绩说。
记者走访发现,平度市将相关资源交由平度农旅集团盘活经营实现“资产化”后,总资产达到500亿元,已融资100多亿元,以“重资产”的方式盘活优质、大宗集体土地2.19万亩,建设18个现代农业产业园,累计实现收益16.7亿元;平度农旅集团通过组织化整合、市场化运营,打通了权属链条,使导入资产的产权更加清晰,资产得到了更为有效的管护。西海岸农高发展集团利用5年时间,就完成了58亿元的三农融资。莱西市马连庄镇以“共富公司”为平台,承接上级扶持资金1.2亿元,以统一流转的土地经营权向银行抵押融资近2亿元,解决了资金难题。“过去,各级投入乡村的大量资金,很多没有实现‘资产化’,也没有导入到市场主体中进行经营和管护,使用效率较低。现在资金既能引得来,也能管得好。”平度市旧店镇党委书记张丽敏谈到。二是架起了“市场怎么闯”的桥梁。与合作社和大户相比,“乡村共富公司”的资本对话能力、市场培育能力、抵抗风险能力都更强,能够在更大范围、更高层次带领村集体和农民抱团闯市场。
莱西市委书记周科介绍,2022年莱西发生疫情后,马连庄镇通过青岛马连庄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对接市场、村级“共富公司”组织瓜源,有效解决了小甜瓜运不出、卖不掉的问题,卖出了高于疫情前的好价钱。平度市崔家集镇向阳村是近几年新兴的小西红柿种植村,由村党组织主导成立的“共富公司”,统一流转村庄土地1.4万余亩,整合土地、资金等资源要素,实行统一市场标准、统一收售价格、统一对接客户、统一服务监管“四统一”管理模式,建立起集体与村民“共担风险、同享收益”的利益共同体,吸引各类资本5亿多元,建设小西红柿大棚2400余个,2022年集体收入达150余万元,带动村民大幅增收。实践证明,有了“共富公司”,不但一端可以组织农民和乡村各类资源,而且另一端可以有效组织市场,各类市场主体有了一个可以保产保质保供的红色合伙人,大大减少了市场沟通成本、资源整合成本、交易风险成本,更有利于吸引各类资本下乡,有效激活乡村产业发展的一池春水。三是提供了“共富怎么促”的保障。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,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就会更加强化。“乡村共富公司”不仅能保证运营成本,还可以更好地反哺村集体和村民。
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庄增大说,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平台、授之以机制,国有或集体的性质,不仅让“共富公司”成为抵御市场风险、维护农民权益的“稳压阀”,而且还可以有效解决农民怕企业“跑路”、企业怕农民“难缠”、政府怕无限“兜底”的问题。同时,集体经济的“蛋糕”做大了,村党组织将更有能力通过切好“蛋糕”推动共同富裕。在位于青岛汽车产业新城驻地的即墨区龙泉街道鑫泉村,村党委书记解本军正在察看“共富产业园”施工现场。“这是为青岛奇瑞汽车整车项目配套而建的,‘共富产业园’投产运营后,不仅可为村集体年增收近3000万元,还可以带动周边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加收入”。据了解,这个“共富产业园”采取“村庄联建+园区发展”的新型资源共享方式,由龙泉街道引导两个村庄利用征地补偿款,联合成立青岛共富产业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,入股村庄按股分红,收益反哺周边经济薄弱村,促进了共享共富。
组织力+市场力专家认为,“乡村共富公司”模式中,“共富”体现公平、“公司”彰显效率,“乡村共富公司”体现了“组织力+市场力”,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充分结合。具体有三点启示:一是让乡村公共资源归属正本清源,实现资源变资产。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冬梅说,“乡村共富公司”找到了一条“资源变资产、资金变股金、农民变股东”的有效模式,不仅让大量国有、集体资产“活起来”,还能用这些资产来融资,实现滚动式发展。
二是规制资本链条,让工商资本发挥作用规范化。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曲延春认为,如果农产品供应过度市场化,有可能导致各方受益不对等。青岛市由国有或集体资本搭台、吸引社会资本有序参与的探索,可以避免市场好时“老板数钱、农民流汗、政府出力”,市场不好时“老板跑路、农民流泪、政府兜底”。
三是强化党和农民群众的利益联结。全国党建研究会有关专家认为,“乡村共富公司”与村集体、村民形成了直接有效的利益联结,更有利于组织农民、凝聚农民,让农民群众听党话、感党恩、跟党走。